蒋连穆:抗战期间我在新疆的经历

毕村内富

[主要内容]我发现税务局征收商业税心中无数，一季能收多少谁也说不上来。
一、从延安到新疆
1938年元月我到延安后，被分配到陕北公学学习。校长成方吾，副校长罗迈（李维汉）。我被编在21队，并被任命为分队的副队长。学习内容主要是马列主义、中国革命史、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抗日战争的策略等，学习方法主要是读书、听报告、讨论。
4月29日，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5月7日毕业典礼，毛主席亲临讲话。毕业分配时，叫我到中组部去谈话，我到了延安城内中组部大院，一位和蔼可亲的领导接待了我，他拉着我的手坐在台阶上说：“组织上准备让你到大后方——新疆去办教育，你有什么意见?”我当时一心想上前线去抗日，就说：“我没有工作经验，怕完不成任务。”他说：“组织上考虑你能完成任务。”我想自己是个新党员，应该服从组织分配，就说“既然组织上决定了，就去吧!”事后，我才知道，这个领导就是中组部部长陈云同志。
和我一起分配去新疆工作的同志共23人，集合在招待所学习，由陈云同志直接领导。学习期间，党支部还通过了我按期转为正式党员。这期间，陈云同志经常到我们学习班来，不拘形式地和我们漫谈，从生活小事谈到抗日救国，从家常便饭谈到对敌斗争。他总是那么和蔼可亲，平易近人。他问我们：来延安习惯了吗？还去城里改善生活吗？（初到延安的人，往往不习惯吃小米饭，一到星期天，就跑到城里的小饭馆吃碗素面改善生活。）又问：学会“照镜子”了吗？（抗大、陕公的学生吃饭时，把盘子里的菜吃净后，还要把盘子立起来，把菜汤倒在碗里喝掉，名曰“照镜子”。）我们说：“学会了，还有照镜子标兵呢！”引得哄堂大笑，他说：“你们进步很快呀！”
在讨论会上，他说：“革命是一辈子的事情，有好的时候，也有坏的时候，好的时候要努力工作、学习，提高政治思想觉悟。坏的时候要坚持立场，经得起各种环境的考验，要有不怕艰苦，不怕牺牲的精神准备。白区工作的同志有四句话：“严刑拷打，家常便饭，砍头枪毙，告老还乡”。在向我们交代任务时，他说：“新疆是个特殊的统一战线，盛世才在新疆推行的‘六大政策’与我们党的最低纲领是一致的，你们去新疆要扩大抗日统一战线，把新疆建成一个进步的、稳定的大后方，保持国际交通线的畅通。”
临出发时，中组部任命曹建培、高登榜、郑亦胜3人为领队，队员有刘勉、熊梅影、李何、王谟、陈广竹、郝冰清、程九柯、薛汉鼎、马肇嵩、刘伯珩、罗乃棠、马殊、刘子平、郭慎先、陈谷音、陈清源、钱萍、黄永清、任远光和我，共计23人，乘汽车去西安。
我们离开延安后，先到西安，住在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等候，我想起在同学家存放的衣服，这次可派上用场了，就抽空去取了回来，等了10多天，才坐上去兰州的车。一进兰州车站，就遇到国民党警察搜查，把我们从延安带来的政治书籍和报刊都扣留了。傍晚，到达八路军驻兰州办事处，伍修权同志接待了我们，他说：“兰州是国民党统治区，警察、特务很多，你们刚从延安来，不要单独行动，先把从延安穿来的粗布军装脱下来，换上便装，一会有人来接你们。”正说着，进来一个军官，伍修权同志介绍说：“这是从迪化来的上校副官韩光同志（中共党员），是专程来接你们的，你们一路吃、住、安全都由他负责。”
第二天，我们坐上了韩光带来的汽车，从兰州出发，经河西走廊，出嘉峪关，进入荒漠戈壁，人烟稀少的新疆，经过半个多月的颠簸，11月间到达迪化，这里已是冰天雪地的冬天了。
我们一住下，就发下登记表来，让我们填写。领队告诉我们，不要写真名，履历也可编造。我就改了个名字叫蒋春茂，编了个假履历。高登榜改名高玉成，曹建培改名曹克屈，郑亦胜改名郑正声，郝冰清改名郝升，马肇嵩改名马锐……。第二天，新疆边防督办盛世才还让我们到督办公署参加了一次象征性考试，题目很多，什么内容都有，我们都参加了考试。
盛世才接见我们时说：你们都是我的朋友，从关内来，衣服单薄，每人发一些钱，去买套衣服穿。接着介绍新疆的情况：新疆是一个封建色彩十分浓厚的社会，有14个少数民族，4百万人口。和口内不同，我们的“六大政策”是以马列主义为基础的，是根据新疆的具体情况制订的，你们不要把延安那一套搬到新疆来。如不按我们新疆的情况办理，我可请毛主席调换……。
盛世才给我们分配了工作：分到新疆日报社工作的有王谟、李何等五人，分到学校的有陈谷音、刘勉等4人，其余的14人都分到南疆财税系统工作，我分到库车税务局任副局长。
我们党驻新疆代表邓发同志单独接见我们时说：你们来新疆有两大任务，扩大统一战线和保证国际交通线的畅通。说到盛世才时，他让我们要全面的分析，不要被一些假象欺骗。盛世才是个军阀，他靠政变上台，用特务和枪杆子统治新疆，分配你们工作也不和我商量，你们今后要小心谨慎，不要被他抓住把柄。
分配工作后，我们分到财税部门的同志都搬到财政厅学习和实习，毛泽民同志任新疆财政厅代厅长，他给我们讲过一次话，他说：新疆要发展农、牧、工、商业，奖励开垦荒地、鼓励牲畜繁殖，保护民族工业，发展交通运输，繁荣市场，开源节流，在逐步提高人民生活的基础上增加税收，不能竭泽而渔。要向人民宣传政府的税收是为人民办事的，对偷漏税的要以教育为主。非处罚不可的也要从轻处理。政府各部门要清正廉洁，建全财税制度，厉行节约，惩治腐败贪污……
我们在财政厅各处室和迪化市税务局实习了半个月，就奔赴各自工作岗位了。
二、在南疆的日子
1939年春，我到库、沙、拜、轮、托地方税务局任副局长。地方税务局亦称总局，设在库车，管理库车、沙雅、拜城、轮台、托克苏（新和）五个县的税务工作，下设四个分局，每个分局都设总务科，税务科和稽查队。总局局长纳莫因是个妄自尊大，自以为是的人，他拉帮结伙，压制不同意见，只顾增加税收，多得奖金，不管人民死活。我上班不久，看到纳莫因给下属人员发奖金，又动员大家凑份子，给他的亲信办喜事。我不赞成这种做法，但为了不被孤立，也只好借钱凑了一份。事后，我向组织报告了这一情况，党代表通报我党全疆工作人员，要提高对旧官场坏风气的警惕性。
我们局青年干部多，我就组织他们读《新疆日报》，借机宣传国内国际形势和抗日救国的方针政策，还组织青年大唱抗日救亡歌曲。积极支持新疆反帝联合会的募捐活动。带头捐钱捐物，支援抗日前线。
5月间，黄火青同志调阿克苏任行政长，路过库车，带来邓发同志送给我的学习材料和书籍。他告诉我，邓发同志已奉调回延安。接替邓发同志工作的是从苏联回国的陈潭秋同志。陈潭秋同志指示我们，盛世才进步的东西要尽量发展，反动的东西要尽量应付。我向他汇报了我来库车后的思想和工作情况，他指出要团结好周围的同志，多做有益于各族人民的工作。在我远离组织和同志们，感到非常困惑的时候，黄火青代表组织给我指出了方向，使我倍感亲切和温暖。
1939年夏天，林基路同志调库车县任县长。他上任不久，就找到我，我们以党内同志的关系交流了各方面的情况，我们一致认为：盛世才阴险毒辣，疑心很大，他制造了杜重远阴谋暴动案，逮捕了爱国民主人士杜重远（后来被杀害），还逮捕了许多人，包括赵丹等文化名人。他怕我党的影响扩大，触动了他在新疆土皇帝的地位，对我党来疆人员的工作，采取了监视、限制和刁难，并频繁调动工作，我们要提高警惕。从此，我们组成了一个党小组（包括他的爱人陈茵素同志），这是库车历史上第一个共产党的组织，我们定期一起学习，分析形势，研究工作。经过一个阶段地了解，我觉得林基路同志思想活跃，工作热情，有主见，观点鲜明，又平易近人。我们互相配合，互相帮助，共同工作了两年的时间。
我到库车税务局工作后，发现税务局征收商业税心中无数，各行各业有多少户，一月一季能收多少税额，谁也说不上来，我组织税务人员对库车工商业户进行全面调查摸底，分行业进行登记和审议，摸清了税源，堵住了偷税漏税业户，使工商税收工作走上了正轨。
毛泽民同志主持新疆财政工作时，废除了新疆五花八门的旧币，发行了新币。我们做了大量宣传工作，并加强了市场管理，严防哄抬物价。毛泽民任财政厅长后，电令各地验契查田，清理田赋，林基路同志十分重视，亲自挂帅成立验契查田委员会。我组织了一批青年骨干下到农牧民村寨，采取自报公议，丈量的方法，逐户清查，经半年的艰苦细致地工作，查清了全县农牧户占有的土地和牲畜数，查出了不少巴依和地主隐瞒漏报的土地。通过这次清查，政府掌握了地亩数和牲畜数，使农牧民的负担更加合理，各族人民无不拍手称赞，税收也增加了。
1942年元月，我调焉耆区财政局任副局长，这里比库车复杂。来这里工作不久，社会上就传说盛世才的四弟盛世骐被刺杀了。我不知道情况的真伪，又无法打听，只是感觉形势有些紧张，在南疆工作的同志一个个陆续被调回迪化，曹建培同志回迪化时，公安局还检查了他的行李。焉耆公安局长找我谈话说：“最近有反政府言论，你听到了没有?”我说：“我也是政府官员，谁敢给我说呢?”他说：“你以后听到要及时报告。”接着，在全县搜查进步书籍和《新华日报》，并追查来源，我把这些书报清理出来点了炉子。我也发现，我屋外常有人坐着，外出身后总有尾巴，我觉得有人在暗中盯梢，真想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工作不干了，一走了之。可是旅途茫茫，关卡重重，万一被追回来，自己说不清楚，还会给组织带来麻烦。思来想去，觉得应回迪化找组织、找同志们去，就是杀头坐牢，也不能分离，死也要死在一起。下定了决心，我就给盛世才写了一封信，信上说：因身体不好，请求回迪化治病。信发出去后，等了3个月，财政厅通知我可以回迪化治病，我雇好车，收拾好行李刚要动身，县政府的周秘书说要去迪化办事，搭我的车走，一路上跟着我，我知道他是专门派来监视我的。
从焉耆到迪化，走了八、九天才到，当晚住在南门外车马店里，第二天，我去财政厅报到，见到厅长彭吉元，彭厅长让我到督办公署去报到。我到督办公署传达室，一个校级副官接待了我，问清姓名和来由后，他进去请示，一会回来说：“盛督办有事，让你回去休息。”把我安排在第七招待所住下。我想打听同志们的消息，借去医院看病的机会去邓发、毛泽民同志住过的地方，见关着门，我又不敢贸然进去。又打听过其他同志的消息均一无所获。
1943年7月的一天，来了辆吉普车，从车上下来两个人，问清我的姓名后，不由分说就把我推上汽车，拉到西河坝，从此，我就失去了行动自由。
三、风云突变
1942年9月17日，盛世才派部队包围了中共人员集中住地八户梁，并以“请谈话”的名义，把陈潭秋、毛泽民等五人强行带走，软禁于邱公馆，又以“请谈话”的名义把林基路、李宗林、李云扬、胡鉴等12人软禁于三角地临时招待所。同日，又以“训话”的名义把吕黎平、方子翼、严振刚等在航空队学习的36人转移到督办公署后院教导连驻地软禁。以后从南疆陆续回来的高登榜、谷先南、郑亦胜等都软禁于三角地。
1943年3月，国民党中统局高级特务王德溥等4人，从重庆飞抵迪化后，便伙同盛世才，从软禁的中共人员中，提审了已公开暴露共产党员身份的各方面负责人15人，他们是：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徐梦秋（孟一鸣）、潘同（潘柏南）、刘希平（刘西屏）、马殊、吉合、吕黎平、周绍光、李宗林、黄义明、王义福、李涛、申玲。
敌人这次审讯软硬兼施，手段极其残忍，强迫承认阴谋暴动和脱离共产党。多数共产党员意志坚强，毫不动摇，但也出现了叛徒，他们按敌人的要求，编造了“阴谋暴动”的情节，并帮助敌人劝降，敌人对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等加大了审讯力度，动用了站炭渣，抽鞭子、打板子、背扛子、针刺指尖、坐老虎凳等酷刑，但他们坚贞不屈、视死如归，敌人的阴谋没有得逞。
1943年7月，我被几个穿便衣的人送到西河坝，与在新疆中共人员的家属、伤病员关在一起。来这里后，发现陈广竹、黄永清也在这里，他们也是刚从南疆回来，就被送到这里了。虽然在此遭到软禁，失去了行动自由，但总算结束了孤军奋战的局面，又回到了同志们中间。
来这里后，我先住在胡子明的外间，后又与杨锡光同屋。我和杨锡光、陈广竹、黄永清组成一个党小组，杨锡光担任组长。这期间，我们学习了《整顿党的作风》、《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反对党八股》等文章，也针对当时的处境，学了一些革命先烈的事迹，以增强对敌斗争的立场和革命气节。我和伍乃茵还担起了给家属、小孩上文化课的任务，伍乃茵教语文、我教算术、珠算、参加学习的记得有王淑贞、刘志韫、张玉兰、刘思齐（刘松林）、邵华、周健等。

正文已结束，您可以按alt+4进行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