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激流三部曲》中众女子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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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羽盗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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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激流三部曲》中，年轻一代的女性几乎无一不是品德极为纯洁高雅之人，她们中哪怕是任人蹂躏、侮辱、损害的对象，人格上也极其高尚。或许正因为如此，才造成作品浓重的悲剧气氛，给读者心灵以强烈的震撼。
    只是一个幼年丧母而被带进高家当丫环的她，面对着凌辱折磨，“像大海一样，它接受了一切，吞下了一切，可是它边一点吼声也没有，”常常“带笑说话，”“脸颊上现出了两个小酒窝，”“闪动着两只明亮的眼睛”，娇小玲珑的身躯隐隐透着灵气。造物主就是喜欢捉弄人，给了她如此动人的品性却偏偏让她置身于冷酷的冰窖中。
    鸣凤，这样一个天真柔顺的少女，在高府这个没有禁区的“禁区”里，爱上了三少爷觉慧。她的爱是无私的，伟大的。她对觉慧所从事的那革新社会的活动始终表示出充分的理解，“她觉得他的忙碌是正当的，虽然因此对她疏远一点，她也并不怪他”。从这里他俩的爱情寻到了共同点。然而也正是从这儿种下了悲剧的种子：不同的阶级出身成为他们爱情不可逾越的障碍；而觉慧在鸣凤心中的高洁的位置也绝不是冯乐山这样一个丑恶的灵魂所能替代的。爱得胆怯而又热烈，她的内心充满了矛盾。梅园相会时，鸣凤对觉慧的热情一再“做出冷淡的样子”，可是当觉慧骗她说要把她嫁出去后，眼泪泄露了她内心秘密，这种强烈的感情外露感动得觉慧明确地宣布自己对好的爱情，可是鸣凤这时的表现却是：
    “不，不，你快不要去说！”她惊惶地叫起来，连忙把那只未被捏住的右手伸出去蒙他的嘴。
    “太太一定不答应。这样一来，什么都完了……请你不要去说……我没有那样的命。”
    “三少爷，请你以后不要再这样讲，”鸣凤连忙打断了觉慧的话，“为什么你总是要说接不接的话？我一辈子做你的丫头不更好吗？……我有点害怕，我害怕梦做得太好了是不会长工。三少爷，请你千万不要想得太多，不要想得太好！”
    这种性格的矛盾，缘于她所处的地位和周围环境的压抑。她最后一次去找觉慧时并没有倾吐那悲伤的事故，反而只是说：“我想看看你……”然后她选择了投湖的归路，以此来保存她对觉慧真挚的爱，也显示她柔顺本性的另一面，即柔顺掩盖下的勇敢无畏，自杀是这种勇敢性格发展的顶峰。
鸣凤的自杀最早唤醒了地主阶级的叛逆者觉慧的觉醒，是对封建制度的控诉，也敲响了高府灭亡的第一声沉重的丧钟。在所有被残害的女性中，只有她，公然第一个违抗礼法森严的高府最高统治者的旨意，以一死表示对万恶制度的抗议。
    只是一个丫环，作者却用重墨赋予她含蓄、勇敢的典型的东方女性的美，同时又使她具备了悲剧的“全部条件”：从小失去父母之爱，始终感到珍贵的爱情一不小心成为泡影，毫无人身自由。塑造这样一个角色，给了她那么多的不公平，这正是作者创作的高明与别开生面之处。席勒说：“悲剧的目的是激起同情的激情，……”鸣凤这一形象之所以能如此引起读者的关注，就是因为她所遭受的那么多的不公平激起了读者“同情的激情”。使这形象更为饱满生动，也大大增加了激流的冲击力。
    在高觉新的一生中有过三位心爱的女子：梅（钱梅芬）、瑞珏和蕙。梅和瑞珏在性格上有着许多相似之处。她们有美好的性格，也都很有才华：梅的诗文修养很深，她的对话中有大量的古诗，有深沉静诗意，造就了她哀婉的诗人气质。瑞珏能书会画，心灵手巧，是一个画家。她们同爱梅花，是梅花的化身，只是梅芬是乍放即败碾入泥土的花瓣，瑞珏则是含苞怒放却突遭狂风暴雨的花魂。蕙是她们俩的一个重要补充。她是一个过去时代的深闺少女的典型，她的性格没有任何出众或出奇的地方，软弱和顺从是她最大的特点。父权似一座大山重重地压在她的头上，使她有爱而不能，就像一尊活像，对一切都逆来顺受，听从他人的摆布，对自己的不幸只有悲观绝望，却从没想到过反抗。她也是花的精灵，只是从未曾舒心地绽放她的全部的花团。
比起带着无可奈何的微笑的梅和笑起来眼角挂了一线愁思的蕙，我更为难忘的是满面温和的珏。与梅和蕙相比，珏在婚姻上应该算得上幸运了。尽管她的婚姻并非出于自愿，居然让她碰上了一个民地善良的丈夫。或许这也是给她忠厚品性的一种补偿。珏是封建家庭里贤妻良母的典型：她外貌具有一种丰腴、富态的美，符合一个封建家庭的大家闺秀的形象。她的内心又极其大度、宽容并富有同情心，致使她能和小叔子们、高家上下融洽相处，和丈夫的心上人（梅）亲如姐妹；她又极有才华。珏这样一个形象，很容易让人想到《红楼梦》中的薛宝钗。她的贤惠、恬静也是三个人（珏、觉新、梅）痛苦之所在。假如她是一个尖刻的女人，就可以促使觉新更多地想念梅，偏偏她就是这般完美，能压抑内心的痛苦去真诚地安慰梅，并且有意成全觉新和梅，使用权觉新欲断不能、欲续不忍，使梅陷入更深的痛苦，而她自己的内心也受着刀绞的煎熬。她的这些优秀品性与她的死截然对立。她死于“血光之灾”的迷信和整个家族的逼迫，她是高家内部勾心斗角、互相倾轧的牺牲品。“善良”的丈夫没有力量保护她，她的宽厚也没有力量保护自己。作品中对珏的命运归宿的安排把封建礼教对妇女的无所不至的迫害展现地淋漓尽致：在新生命的诞生与老祖宗的僵死之间。在这个社会，在这个大家庭里，对这两者的抉择宁愿是后者而不会是前者。活人却受制于死者的专制，这是何等的荒唐！
    鲁迅说：“中国亲权重，父权更重”。在中国这个充满封建恶习的社会中，一个深闺少女公然挣脱家庭的束缚离家出走，这在当时是令人难以想象的事情。这种行为在那时多数人眼中就是不孝、叛逆。淑英就是高府中第一个女性叛逆者。“我现在是‘过激派’了……我便是第二个。我要做许多使他们讨厌的事情，我要制造第三个‘过激派’。”在给觉慧的信中淑英这样写道。从中也能看出她的勇气和决心。她的这份勇气和决心很大一部分是源于她接受到的新的思想。她喜欢读书，被人称为“女状元”，书中的新思想增强了她的勇气。她身边的一些人——觉慧、觉民和琴，热情地支持她，鼓励她，不断地向她灌输新知识、新思想，使他明白了斗争必须有牺牲精神。看到蕙的悲惨遭遇，淑英难免会有些感伤和悲观，然而这也更坚定了她走新路的信念。
    虽然淑英的反抗意义没有觉慧的深刻，她反抗的核心仅仅是父权的压迫，是获得一定程度的自由，取得学习权利，可她的反抗对当时仍有重要的意义。她告诉大家：命运应该控制在自己手中，只要努力掌握知识，勇于向命运挑战，那么“春天是我们的”。
    在作者塑造的女性叛逆形象中，淑华心直口快，性格外露，直爽、热情、有正义感，也不屈于长辈的无理取闹，敢于说出心中的不满，她的性格与许倩如有些相似，只是许倩如的形象更为丰满真实，也更加光彩照人。她的叛逆精神远远超过淑英，她参加革命工作，带头剪辫子，她说：“我倒不怕，我故意要试试我的勇气……我也是一个人，我的事情跟别人有什么相干？我要怎样做，就怎样做。”她是一个充满现代意识的知识女性，披露了进步青年的内心世界，为作品的深沉带来了亮色。
    此外，作者还塑造了淑贞、倩儿等人的不同性格和遭遇悲剧，又用充满人道主义精神的感情刻画了绮霞、翠环等人物形象。
    对于那么多不幸的少女，作者一方面痛惜她们的青春和命运受到摧残，一方面在生活的激流中去考验她们。他笔下的这些悲剧女性往往都有一种共同的心灵美：越在困难的情况下，她们越是无私地表现出所有的爱，她们把爱倾注于自己所爱人的身上，扩及自己的亲人，正是她们这种无私的爱为阴冷的高公馆染上了一层暧色。
    女性的人情美，作者的人道主义与封建主义的残酷性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不能不引起读者对小说中人物的同情和对旧制度礼教的憎恨，与此同时使读者更加肯定琴她们的反抗活动，于迷茫中找到了一条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