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是如何逐步获得斯大林认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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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内容]《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改变了他过去在共产国际心目中的印象。
本文节选自杨奎松《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一书。
在国民党“二大”召开后，毛泽东受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的委派主持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这一经历更使他对农民问题情有独钟。而随着1926年秋两湖农民运动如火如荼地迅速兴起，中共中央也再度注意到并重新起用了毛泽东。他被任命为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重又回到了上海。作为领导农运的中央农委书记，眼看盼望已久的农民革命如今竟真的变为现实，毛泽东怎么能不为这翻天覆地的农民造反而激动而叫好呢？1927年初，毛泽东的一份报告一举改变了他过去在共产国际代表心目中的印象。
1927年1月，毛泽东去湖南实地考察农民运动，深为农民自发的造反行动所鼓舞。他到长沙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明确反对一切限制农民造反的做法，强调“非如此不足以推翻现在乡村之封建政治”。到国民政府所在地武汉后，他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洋洋洒洒地写下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大声疾呼：“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
《报告》3月刊出后，迅速引起了正在推动中国土地革命的共产国际代表的重视，并被译成俄文送往莫斯科。于是，莫斯科的领导机关第一次注意到了“毛泽东”这个名字。这时，共产国际执委第七次扩大全会刚刚通过将中国革命引上非资本主义道路的激进决议，苏共中央和共产国际对掀起工农运动、推进中国革命正充满幻想。恰好毛泽东写了这篇为农民造反和土地革命大声叫好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共产国际立即大加赞许，并从5月开始陆续在共产国际机关刊物《共产国际》的俄文版、英文版和中文版以及《革命东方》等杂志上，广为译载介绍。在共产国际机关刊物上，特别是在其俄文版，能够享受如此殊荣的，毛泽东可算得上是中国第一人了。甚至，他还荣幸地被当时的共产国际主席布哈林列入他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全体会议的政治报告当中。布哈林在说明中国的农民运动时，十分赞赏地引用了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的说法，几乎是赞不绝口，认为毛的“报告写得极为出色，很有意思，而且反映了生活”，“其描写极为生动”，“提到的农村中的各种口号也令人很感兴趣”
也许，在5月份召开的中共“五大”上毛泽东当选为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与共产国际的上述好评还扯不上多少关系。毕竟这两个会几乎是在同一时间召开的。但毛泽东重新入选中央候补执行委员这件事，至少标志着他已经重新得到由莫斯科派来的共产国际代表的信任。而几个月后，从莫斯科新来的共产国际代表罗明那兹显然就十分清楚共产国际领导机关对毛泽东的这一评价了。在他8月上旬主持的为应付大革命失败而召开的中共中央紧急会议（即所谓“八七”会议）上，毛泽东继中共“三大”之后再度被提名进入了中央领导核心，成了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候补委员。不难看出，这一次莫斯科确实对毛泽东有了好印象。
毛泽东再度成为苏联报刊上的新闻人物，按照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的说法，又是“正确地贯彻了”共产国际路线的结果。不过，与上一次为农民造反助威不同，这一次毛泽东作为中央特派员亲自参加了暴动，只是当他看到形势不利，自作主张带着一队武装径直上了江西的井冈山，去当了“山大王”。而当时恐怕没有人相信他这样做是一种有远见的行动。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仍旧是在罗明那兹的指导之下，在1927年11月召开的中共中央紧急会议上，已经在井冈山落下脚来的毛泽东不仅没有受到表扬，反而受到严厉的处分，不仅被点名批评，而且被免去了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
可以肯定，如果这一次换了别的人，多半是不会像毛泽东这样去做的。如果这样，毛泽东未必会被撤去政治局候补委员的职务，但显然也不会有后来那支创造了中共军事史之最的井冈山红军。毛泽东之所以能够冒险做出如此选择，他的农民出身、从事农民运动的经验以及熟读《三国演义》和《水浒传》的经历，显然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他这时已经非常明显地显露出高度重视力量对比和善于依照力量对比灵活地决定政策策略的决策特点来了。他关于必要时应当“上山”的观点，还在国共关系全面破裂的最后关头，即1927年7月4日召开的一次中央会议上，就已经初步形成了。当时，蔡和森就提出了农民自卫军应当“上山”的建议，极其看重军事的毛泽东当即附和，强调：面对国共破裂的严重局面，也只有“上山可造成军事势力的基础”。要造成军事势力并设法保存它，这是毛泽东这时期考虑的中心问题。在“八七”紧急会议上，毛泽东也很清楚地表明了他的这一想法，特别是提出了非掌握“枪杆子”不能夺取政权的观点“上山”就是在形势不利的情况下他用来建立和保存革命的“枪杆子”，以便日后夺取政权的一种不得已的办法。然而，也正是因为他上了山，创立了根据地，中国从此也才像苏联一样，有了一支共产党领导下的武装力量——“红军”。
从俄国和欧洲革命的经验出发，城市和乡村的关系，就类似于头颅、心脏和四肢的关系，刺中手臂，并不能置人于死地，相反，刺中心脏或砍下头颅，四肢再健壮也无济于事。因此，共产国际最初也并不相信毛泽东所创立的这种与“落草为寇”并无二致的所谓“红军”，在远离大城市的穷乡僻壤里究竟能有多大作为。但中国红军的产生与存在，毕竟是中国革命的一种新生事物，即使1928年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上，共产国际主席布哈林虽然怀疑红军的生存能力，却也还是花了相当的时间与中共代表讨论了保存这一工农武装的必要性。只不过，他的办法在今天的人听起来似乎有点好笑。因为他说：你们不要老呆在一个地方不动，那样会把那里的老母鸡吃光的。我建议你们化整为零，不断地游动，今天到这个地方住一些时候，杀一杀土豪劣绅，吃一吃饭，喝一喝鸡汤，明天到另外一个地方杀一杀土豪劣绅，吃饭喝鸡汤。等到有一天民众都起来了，放一个号炮，就可以杀出来参加夺取中心城市的总暴动了
在欧洲国家那样小的范围内和那样发达的交通条件下，布哈林弄不清楚中国红军有什么必要以及如何能够在偏僻的乡村和山沟里生存发展，这是很自然的。但是，从南昌，到两湖，到广州，擅长城市暴动和街垒战的一批俄国人、德国人被派来亲自组织中国人暴动，却没有一次得到了像他们所期望的那种成功。特别是在1927年12月的广州暴动中，不仅共产国际代表、德国暴动专家，甚至苏联驻广州领事馆的外交官都开着插着胜利标志的红旗的汽车，在广州街头为暴动的工农奔前跑后，结果是只坚持了不到两天就惨遭失败。当苏联外交官同无数暴动工农一同横尸广州街头之后，莫斯科的领导人这才终于开始意识到，这种以夺取个别中心城市，从而一哄而夺取全国政权的暴动策略，在中国也许未必合适。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不能不重新重视起毛泽东所创造的，尽管是生长在他们几乎在地图上都找不到名字的偏僻乡村里的红军游击队来了。在那种白色恐怖的严酷时刻，唯有这些远离城市的红军游击队仍旧显露着它的生命力。这也许是苏共中央又开始对毛泽东另眼相看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1928年底，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从一份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报告中了解到，中国各地的工作都处于严重困难之中，问题成堆，唯独毛泽东所在的湘赣边境数县形势甚好，不仅“逐渐纠正了下级盲动主义”，而且“土地革命确实深入了群众”。从此之后，莫斯科明显地又开始重视起毛泽东的名字来了。
据不完全统计，在从1929年初开始至1936年初这段时间里，“毛泽东”这个名字在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的各种重要文章当中，就出现了近六十次之多。令人感兴趣的是，在最开始的报道中，俄国人的说法飘忽不定。一会儿声称毛泽东他们有一万人，拥有现代化的武器装备，一会儿又说那些数字可能有些夸大。一些说法一望即知并非来自中共方面的报告，而是选自上海的中国报纸。这些都反映出共产国际这些刊物的编者充满革命幻想，其实对毛泽东和红军既不了解，也并不那么有信心。但注意到并且公开宣传这一新生事物的本身，毕竟显示莫斯科已经在开始重视毛泽东和他的红军了。
苏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提到毛泽东和红军要略晚些。但值得注意的是，它一发现这一新事物，就立即给予了高度评价。它声称：“其史诗般的英雄行动是十分引人注目和具有重大意义的。”它并且宣布说：“现在恐怕谁也否定不了朱德和毛泽东的红军已取得重大胜利，有了很大的发展。这支军队无疑地已成为中国游击运动中出现的最为重要的现象”，以至“几个月前何键宣布，悬赏五千大洋捉拿朱德和毛泽东”。多半正是由于《真理报》的重视，到了1929年，毛泽东的名字至少在莫斯科上层领导机关当中，已经耳熟能详了。据这一年7月的《真理报》介绍说：任何“稍微注意一点有关中国事态的报道的人”，已经都很熟悉毛泽东和朱德这两位“中国游击运动”的领导人了。因为，这是两位“极为出色的领袖的名字”
还在1928年6—7月召开于莫斯科的中共“六大”上，毛泽东就由“五大”的候补中央委员晋升为正式的中央委员了。尽管在政治局具有重要地位的张国焘当时相当尖锐地抨击了农村武装割据的方针，但很明显，这丝毫没有影响共产国际对毛泽东抱有新的好感。当然，直到1929年，毛泽东多半还只是被俄国人视为“中国游击运动”的一名极为出色的领袖人物，而“游击运动”更多地还被看成是中共夺取政权的一种辅助手段。因此，俄国人多数情况下谈论毛泽东时更多地还是依照苏联红军一长制的传统，把军事领导人朱德放在毛泽东的前面，并称为“朱德和毛泽东”。而莫斯科的多数领导人也未必完全放弃了在中国搞中心城市暴动的想法。但是，进入到1930年之后，情况明显地有所不同了。
1930年4月，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会议上，人们开始强调毛泽东作为党的前委书记对部队的掌握和领导紧接着，在5月以后的一段时间里，斯大林不止一次地与中共代表或与共产国际的领导人谈到中国革命的方法问题。他显然已经意识到，很难简单地把俄国的一切照搬到中国去，中国很可能要走武装革命的道路，而不是俄国或欧洲的一哄而起的夺取中心城市的道路，也就是要依靠农村中的红军和根据地的发展，而非靠单纯地做工人和士兵的宣传鼓动工作，来创造夺取政权的条件。因此，红军在政治上的地位和作用必须被提升起来。斯大林明确表示肯定一直被许多共产党人怀疑的“工农武装割据”的做法，他向当时正在莫斯科的周恩来提出：既然中国的军阀都能够搞武装割据，你们为什么不能建立大一些的武装根据地。如果有四川那样大的一块地方，中国革命就好办了 斯大林的话清楚地显示出，毛泽东当年的路走对了。
根据斯大林的意见，共产国际开始公开肯定毛泽东的革命方式。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则直截了当地建议中共中央任命毛泽东为军事委员会主席，并加入中央苏区中央局 尽管当时在上海的中共中央领导人一时还转不过这个弯儿来，莫斯科却态度鲜明地要求中共迅速把它的主要干部和整个工作的重心都转移到农村根据地当中去。《真理报》第一次公开宣布说，中国的红军已经有13个军，6万余人，并且拥有大量的游击队、赤卫队和少年团及其他农民武装的支持，活跃在10个省份的773个县中，至少“有一百二十七个县处于红军的掌握之中”，18个地区已经建立了苏维埃政权。因此，“红军的各军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领导下正在变成为土地和政权而斗争的劳动农民群众的武装力量”，“成为中国革命新高潮的重要因素之一”这种情况毫无疑问进一步提高了毛泽东的声誉。当1930年秋天中共中央六届三中全会召开时，从莫斯科回到中国来的周恩来传达了斯大林的有关指示，而毛泽东顺理成章地再度得到提升，被补入了政治局，又一次成了政治局的候补委员。
1931年六届四中全会后，根据莫斯科的指示，中共中央开始酝酿在全国最大的苏区根据地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最初，依照惯例，中共中央总书记向忠发自然成为未来中央政府主席的唯一候选人，而1930年红军攻入长沙时，公开宣布的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也是向忠发。但考虑到向忠发仍处于秘密状态中，不大可能前往苏区，因此这位显然并不十分了解莫斯科方针和做法的老工人出身的党的总书记主动提议，应当由创立了这块根据地并身为根据地党政军最高负责人的毛泽东来任政府主席。此一提议先报到共产国际远东局，继而又转报到莫斯科，很快即得到莫斯科的认可而按照莫斯科拟定的模仿苏联的政权体制，毛泽东当即被内定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兼人民委员会主席。
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宣告成立，毛泽东一跃成为苏维埃中国的最高政治领袖。不管这个时候党内的一些当权者怎样看待毛泽东的地位，至少在注重形式的莫斯科看来，毛泽东的地位已是举足轻重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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