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怒波：慈善是一种情怀不是赎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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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怒波参观德国小城市魏玛

记者：杜维明先生认为目前中国没有儒商，据你看，儒商的出现将是大势所趋吗?
黄怒波： 希望是。希望中国能提倡儒商理论，但一定要研究儒商是什么，千万别把胡雪岩当成儒商。我们都在往儒商的方向努力，这也是走向儒商的必经过程，应该提倡。我认为，新教伦理已经不能涵盖现在的资本主义世界了。金融危机证明资本主义制度不是完美无缺的，存在很大的缺陷，它不能抑制人的贪婪，反而导致人越来越贪婪，这就产生了总体性的危机。过去没有恐怖主义，现在遍地都是，极右翼都在起来，生态危机也无法避免。人类越是发展就越是在消灭自己，这是一个现代性的困境。中国的市场经济也是跟西方学来的，那么，人类该往哪里走?走不出来。我们从哪里寻找出路?我觉得应该回到儒家的伦理，重新理解仁义礼智信。西方的新教伦理已经走到头了，这个体系不能支撑下去了，一定会在东方找到出路。
记者：据你了解，从“土豪”向儒商转变的多吗?
黄怒波： 企业家当中也有很多人在回归文化。我为什么要提倡儒商?我希望我们这一代企业家能够回到商业伦理上来，探讨当下中国企业家下一步的责任，而不光是挣钱。我们是从旧体制出来的，又是改革开放的直接受益者，我们不能简单地说股东利益第一，照我说，应该是社会利益第一。我们这么过来的企业家群体，都应该变成儒商。
现在社会的英雄就是企业家，这也是为什么企业家地位高的原因。儒商应该是这个时代最优秀的文化代表。虽然绝大部分企业家成为不了儒商，但是企业家们真的都在往儒商的方向努力，都在思考研究儒商，都在升华。
记者：现在，越来越多的企业家以慈善为平台参与社会、推动社会事务，你怎么看企业家的推动力量?
黄怒波： 像中国的企业家做这么多慈善，但有意识做慈善的国家真的不多。西方国家的慈善是靠制度，比如说，发展到一定的程度，企业捐赠反而让其利润更大化，因为过了这个度，税就可能是90%，所以必须捐。你要是不捐，你的税就很重。不客气地讲，西方的慈善是社会制度设计的结果，也是平衡社会财富的办法，西方社会是完整的社会。中国的苛捐杂税是搜刮老百姓财富的，中国社会从来不让民间富。所以现在刚富起来，问题都出来了。下一步要收遗产税，再收别的税，让你富不起来。中国什么时候民间富过?没有。所以还不如向西方学习，用一个好的社会制度让民间的财富平均化、公平化。
记者：这就限制了企业家的创新和对慈善的热情。
黄怒波： 对。但是反过来说，中国的企业家，即使遇到这么多困难，还自觉地在做慈善，真的挺不容易。我们一方面为能不能活下去，天天在斗争;一方面不停地在捐钱、做慈善。中国这一代企业家的情怀真的很深，很多人说做慈善是赎罪，不对。我们这代人是从那个体制过来的，都受过苦，跟着国家受过难，所以现在会下意识地说，我富了，我得感恩，还给社会。普遍都是这样。
但到下一代企业家，就未必了。他们做慈善，当然也有社会责任的因素，但是没有情怀。我们这代人有天下情怀，在中国企业历史上就是一个标杆，以后的人不会再有我们这代人的情怀，他们是商人，是熊彼特意义上的企业家。
你想想，我们多难啊，多少人惦记着我们的财富，多少人惦记着干掉我们。你看“打黑”，一打就打掉多少人。现在知道打冤了，但是财产就算还回来又能怎样?一个企业已经完了，甚至被杀掉了。应该说，这个时代的这代企业家很了不起，他们很多人都有自己的慈善基金。
记者：近年，很多商业竞争都不再按商业规则进行，作为企业家，你的观察是什么?
黄怒波： 你看三一重工和中联重科，是斗到人和人了。这已经不是商业性的竞争，他们把媒体弄进来，互相攻击。这是文革做法，不在乎法治。如果西方的企业家这么做，企业早就倒闭了，因为有法的限制。但中国的企业家没有法的概念，想骂就骂，各有各的阴招，这代人就是这样。但这样传达给社会的，就是很坏的东西，年轻人看到这种痞子文化能够致胜，就会一代代遗传下去。
（中国慈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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