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曹丕三路伐吴

周文峰

四、曹休领军的前哨战
  其实早在黄初三年曹丕大举伐吴前，曹孙这个短暂的利益同盟在除掉关羽后已经有军事上的冲突，只是不为史家所察觉。司马温公等在编修《资治通鉴》时便把《文帝纪》中“（延康元年）六月辛亥，治兵于东郊，庚午，遂南征......甲午，军次于谯，大飨六军及谯父老百姓于邑东。”一句改写成“六月，康午，王引军南巡......甲午，王次于谯，大飨六军及谯父老于邑东，设伎乐百戏，吏民上寿，日夕而罢。”（注8）
  在採纳了裴注《魏书》中“设伎乐百戏”等內容之外，把“南征”改写为“南巡”，“征”与“巡”，一字之差，分別可大了；卢弼在其所著的《三国志集解》中就评：“是时孙权破关羽，定荊州。曹公表孙权领荊州牧，权遣校尉梁寓奉贡。曹孙方睦，何以有南征之事？”然后他再引用了何焯之言为自己作佐证：“丕将行禅代之事，托词南征治兵以备非常，诚然。”
  实情果真如他们的判断吗？那应是他们沒有留意《曹休传》这一条史料才导致有上述的误判：“孙权遣将屯历阳，休到，击破之，又别遣兵渡江，烧贼芜湖营数千家。”
  少年时曾旅居江东的曹休可能比较熟悉当地环境，先破历阳、后烧芜湖营有功而被迁作征东将军，曹丕期后征孙权便以曹休为征东大将军督张辽等二十余军，已经可以明确表明，早在曹丕分三路伐吴前已命曹休征吴；《公卿上尊号奏碑》更把此役的发生时间锁定为曹丕代汉（黄初元年十一月）以前，因为碑中明确肯定了当时曹休已是“使持节、行都督督军、领扬州刺史、征东将军、安阳乡侯”，再加上这一件事发生的时间为夏侯惇死后（夏侯惇死于延康元年四月），曹休被任命为镇南将军以后；所以此役是发生在公元220年，也就是曹丕南征，使曹休从历阳渡江。
  用兵过程，据孙权遣浩周与魏王曹丕的笺所述：“近得守将周泰、全琮等白事，过月六日，有马步七百，径到横江，又督将马和复将四百人进到居巢，琮等闻有兵马渡江，视之，为兵马所击，临时交锋，大相杀伤。卒得此问，情用恐惧。”（见《三国志．吴主传》注引《魏略》）屯牛渚的全琮战败后曹休直至芜湖，烧掉孙权的士家数千营。
  
  也许会有人认为把曹休的军事挙动算进曹丕的南征会有点勉強，其实还有曹操于建安十四年的征吴为旁证。正如前述，曹丕从征孙权曾作《浮淮赋》，根据其赋內容“建安十四年，王师自谯东征，大兴水军，泛舟万艘。时予从行，始入淮口，行泊东山”，得知是发生在建安十四年的事，而《武帝纪》则记录作：“十四年春三月，军至谯，作轻舟，治水军。秋七月，自涡入淮，出肥水，军合肥......置扬州郡县长吏，开芍陂屯田。”
  曹操沒有发生过战斗，表面上看似是到合肥开芍陂屯田，但实际上《三国志》、时人繁钦作的《征天山赋》有旁证、《后汉记》有实质证明这一被遗忘的出征（注9），只是曹操本人留在后方以备随时支援，像襄樊之战时纳桓阶议，让徐晃独自征讨关羽。自在后方，一副大军可以随时救援之势，激励前方士气。
  那曹操军这次与孙权军有过交锋吗？答案也是有的。曹操遣于禁、臧霸等讨梅成，张辽督张郃等讨陈兰。但于禁中了梅成的伪降计，让他能与陈兰一同转入灊山。灊中主峰天柱山有天险，但为张辽一鼓作气，“勇者得前”率军讨斩陈兰等。
  同时臧霸被别遣至皖讨韩当使孙权不得救陈兰，两破韩当于逢龙、夹石，追至舒口；孙权又遣数万分兵陈兰屯舒口，得知臧霸至而退兵。张辽和臧霸是同级，根本不可能是张辽別遣臧霸，所以应是曹操下令。孙权出兵救陈兰，可见陈兰极可能已降于孙权，但最重要的是臧霸数破孙权军。
  回到曹休破历阳、渡江袭芜湖营这一事，其实算是有相当的战略意义，因为这标志著曹军非一定強攻濡须，可以绕过它渡江进攻三吴，这对比起《后出师表》中曹操“四越巢湖不成”，有一个新的战略方向和不错的开始。
  
  延康元年这次南征，是否如田余庆先生在《汉魏之际的青徐豪霸》论为，“大军南征”时別遣满宠到精湖（即津湖，今江苏高邮境內），与吴对峙期间击破十部夜袭之兵呢？我认为是值得商榷。
  从时间上来分析，同年七月孙权遣使奉贡，如同前述曹休袭芜湖也是发生在七月，所以满宠这次军事行动也只能在延康元年七月內发生，否则很难理解曹孙双方在孙权奉贡后仍然会处于交战状态。那么至精湖前满宠还参与江陵之役，参照建安二十年七月刘备闻曹操定汉中后与孙权和议，八月孙权攻合肥一事，满宠的行军速度就算比孙权军还快速一点，江陵之役最迟也要于延康元年六月完成。正如前述，除非是曹丕下令，否则满宠断难单独率军攻江陵，何况江陵城坚，也应有其他人相助才行。
  最合理的原因是因为孙权擅取曹丕下令放弃的襄阳，曹丕诏令曹仁与徐晃(、吕常？）（注10）破陈邵、夺回襄阳后再让满宠攻江陵。朝延决定诏令镇襄阳的曹仁至宛城是发生在他被拜为车骑将军之后，曹仁迁作车骑将军的具体月份虽不可考，但断不可能比“特见亲重，出入卧内，诸将莫得比”，同年三月才拜为大将军的夏侯惇更早。
  再粗略估计一下期间发生的事所需的时间，据孟达日后的分析：“宛去洛八百里，去吾一千二百里，闻吾举事，当表上天子，比相反覆，一月间也。”假设从朝议至曹丕的诏令下达至襄阳的曹仁，约半个月；曹仁把两城的吏民迁移至南阳，一个月吧；孙权的细作得知消息，传予在公安的孙权后，静观其变一段短时间，才令陈邵逆汉水而袭取襄阳，一个月不算太长；曹仁得知陈邵据襄阳而上报朝廷，朝议后决定诏令宛城的曹仁出兵，文书来回一个月；曹仁和徐晃渡汉水破陈邵夺回江陵，再让满宠至江陵，半个月真的是最理想的了。估计起码需时四个月，明显超出了前述的曹仁为车骑、孙权奉贡的时间范围。
  从逻辑上分析，若魏军在六月前取得襄阳、江陵的胜利，那么同年秋天柤中蛮王梅敷又怎会带同南阳阴、酂、筑阳、山都、中卢五县民五千家来附？还有，曹仁在夺回襄阳后遣高迁等徙汉南附化民于汉北，哪有可能在眼皮下让这么多人投奔孙权？何况曹丕在曹仁取襄阳、徒依附民后拜他为大将军，时间为黄初二年四月，换言之徒依附民花了半年以上？！
  所以曹仁夺回襄阳应是发生在延康元年秋天以后，这才能理解梅敷的投孙行为，以及曹仁为甚么要徒依附民，避免劳动人口进一步的损失。满宠的江陵之役也当是黄初三年的从征有功；至于满宠至精湖，也应如卢弼所言：“精湖，详见《蒋济传》，为黄初六年事，此传误书在黄初三年之前已，前后倒置。又承上文，文帝即王位而言，益觉界限不明。”
  是的，《满宠传》中的错乱甚多，像其后他和曹休一同出征放在太和三年后则是另一明证，因为曹休死于太和二年。
  
  8．《资治通鉴》卷69魏文帝黄初元年
  另外，根据立于谯的《魏大飨碑》云：“惟延康元年八月旨有八日辛未”，故应是八月才军次于谯，大飨六军及谯父老。所以《魏书》有误。
  9．（建安）十四年，以渊为行领军。太祖征孙权还，使渊督诸将击庐江叛者雷绪，绪破，又行征西护军，督徐晃击太原贼，攻下二十余屯，斩贼帅商曜。《三国志．夏侯渊传》
  先主表琦为荆州刺史，又南征四郡。武陵太守金旋、长沙太守韩玄、桂阳太守赵范、零陵太守刘度皆降。庐江雷绪率部曲数万口稽颡。琦病死，群下推先主为荆州牧，治公安。《三国志．先主传》
  操后败于赤壁，刘备表琦为荆州刺史。明年卒。《后汉书．刘表附子琦传》
  （建安十四年）七月，曹操征孙权。《后汉纪．孝献皇帝纪》卷30
  建安十四年十二月甲辰，丞相武平侯曹公东征，临川未济，群舒蠢动，割有灊、六，乃俾上将荡寇将军张辽治兵南岳之阳。《征天山赋》
  雷绪是刘备征荊南四郡后、刘琦于建安十四年病卒前来投刘备的，即夏侯渊在建安十四年（赤壁之战后）或以后、十六年讨斩商曜前讨平雷绪的。再加上《后汉纪》与《征天山赋》和从征者曹丕之言，这一次确实算得上是曹操征孙权。
  10．据《横海将军吕常碑铭》所载，他在襄樊之战死守关羽至黄初二年正月薨前有一句：“帝加其庸，转拜横海将军，徙封西鄂都乡侯，食邑并七百户，将遂迷声于方表，扫丑虏于南域，建元功于大魏。”根据其后的分析，江陵之战应该只是《满宠传》句子前后倒置，所以“扫丑虏”应该是吕常从征破陈邵夺回襄阳一役。

凯文

境內少数民族如匈奴和乌丸, 在曹魏时代的政策控制有效, 并能让其成为魏军主力。马植杰的《三国史》中有提及。
  像西域诸国, 他们已入朝, 其实只要不像王莽那胡搞, 问题不是太大。
  变民还沒到达动搖曹魏根基的地步。
  边境军阀势力也主要分凉州和辽东的公孙氏。凉州当时已基本为曹真、张既、郝昭、苏则等人讨平。辽东的话, 除非他们自愿入朝, 像杜伏威那样, 否则一战在所难免。
  
  其实我提不提及也不沒太大关系, 毕竟重点是统一方针。
  

看不懂

毕村内富

LZ好有才啊,竟然研究的那么详细

GT雨燕8秒41

有道理里啊。。顶下

xaagrpb

轩辕我可能迟点去拜坛
  其他的网站你随便的转
  
  刚在第二章中加入了这句：
  顺道一提，据《旧唐书　经藉志》所载，曹丕著有《兵法要略》十卷，可惜此书已散佚，令到后人无法更多的了解其军事思想与谋略。

gaibar_dd

孟达这例子很好, 会做成对叛将投降的不良影响。
  不过, 要找借口不接受孙权的请降, 并一同出兵, 理由可多著呢。毕竟一方军阀和叛将, 还是有分別的。
  
  谁提出了刘备被迫伐吴的论点? 沒听过。
  刘晔不是详细分析刘备出兵的动机, 这不假, 不过他料对了刘备的兴兵, 已较很多人高明了。

uqaqgvc

正因为已经归附所以建立大国信用本身就显得比较重要了，这种表面活麻烦就麻烦在不是说人家一归顺你就可以翻脸不认人，而得一直保持下去做得体面。这个东西其实说重要也重要说不重要也不重要，因为它的危害不是必然且显而易见的，但如果完全无视必然带来不好的影响。不过与其说曹丕是高估了它的影响，个人更倾向于是个人性格在作怪。
  至于边境军阀我指的不是公孙渊，而是像孟达那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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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刘备是被迫伐吴的则必然不可能出现“今刘备已怒，故兴兵击吴，听说我军伐吴，知道吴必亡，将会很高兴地迅速向吴进军，同我们争夺、分割吴的疆土，而决不会改变计划，抑制自己的怒火去救援吴。”如果曹丕袭击蜀国只是给刘备一个台阶下的话，那么曹丕趁火打劫同样会给一个同东吴停战的借口。
  刘晔的理论建立的前提总是“备怒，必大兴师伐之”“今刘备已怒”，刘备真的是因怒兴师吗？这个问题也被分析过不是那么简单，那么“今备已怒，故兴兵击吴，闻我伐吴，知吴必亡，必喜而进与我争割吴地，必不改计抑怒救吴，必然之势也。”这一论断未免过于忽略刘备的能动性了。

朗青

八、江陵之役
  
  “夫荆州（江陵）者，全楚之中也。北有襄阳之蔽，西有夷陵之防，东有武昌之援、楚人都郢而强，及鄢、郢亡而国无以立矣，故曰：重在荆州也。”、“从来善用荆州者，莫如楚，楚都于郢，而其争中原也，则在方城、汉水之外，是今日襄阳以北地矣。西则以黔中、巫郡隔碍秦、雍，控扼巴蜀，非今日归州、夷陵诸境乎？东则越冥阨以迫陈、蔡，由夏州、州来、符离以通江淮，非今日武昌、黄、蕲之郊乎？是则全楚之形胜，莫过于荆州也。”《读史方舆纪要．湖广一》
  江陵的战略地位其次在于山川之险，南有长江天堑，江津戍与马头成，南北夹江对峙，中间长江水势甚盛，乃南北要冲，能扼东西之交通，位置险要，江防重地。其西有西陵峡、夷陵、荆门、虎牙一列沿江军事险要全长七十多公里，当中夷陵距三峡之口控川鄂水道之咽喉，上锁巴夔，下引荆襄，战略销钥。东有云梦大泽及长江，与江夏郡分隔，东南可守荆江口（今湖南岳阳城陵矶），东北可守汉水及西岸当阳的栎林长阪。建都除了能有效控制领土外更重要的是不易被攻下，所以历史上除了楚国在此建都外，还有梁、后梁、南平等。
  再者，荆州三大农业地区中，南阳盆地为汉末战火所摧残，人口锐减；湘、资、沅、澧这后世的八百里洞庭湖当时尚是一幅河网割切、纵横交错的平原景观图，洞庭平原亦是一片足以与江汉平原相颉颃的三角洲（注25）。故当时荆州的经济重心还是以江陵为中心的江汉平原及其相邻的云梦大泽。
  可能有人引用诸葛瑾这南郡太守已督公安和日后南北朝的宋人何承天的《安边论》（注26），认为孙权已把南郡之民南移至公安，江陵失去了行政功能，仅沦为城塞。但《安边论》也提及了魏把合肥城移至新城，可见他只是把魏、吴整个时期的情况总结，根本不能证明孙权已于黄初三年或以前就移民。江淮之间、柤中等地确实是因为长期交战已变成无人之荒地，但不代表江汉平原与云梦大泽大部份地方也这样。
  其实《潘璋传》中“魏将夏侯尚等围南郡”一句已经明确指出当时的南郡郡治还是江陵，因为公安根本沒有被魏军所围。这让后人产生混乱应归咎于吴人以前把南郡的江南之地（公安）也称作南郡，所以才造成大家对诸葛瑾这南郡太守之误会，胡三省已经解释了《献帝春秋》一段，江陵是怎样会和南郡同时并存（注27）。
  刘备得荆南四郡后再借得江陵，得以进军巴蜀三分天下；关羽北攻襄阳威震华夏，令曹操欲迁都以避之。孙权袭夺荆州后能与魏（晋）南北对抗六十余年。南北朝时晋、宋、齐、梁，江陵皆为重镇。所谓“欲保江左，必都建康；欲守建康，必有荆峡。”江陵之得失从来都是关乎南北之分合，判东西之强弱。陈之积弱与江陵之失有很大程度上的关系。所以曹丕便令夏侯尚、曹真等人围攻这位于联系南方东西交通命脉长江之上的江陵。
  
  曹真曾领虎豹骑，也曾亲自或督将打过一些胜仗，每次征战也与将士同劳苦，军赏不足就以家财班赐，“士卒皆愿为用”；若再看日后面对诸葛亮北伐的表现，无疑他是曹魏第二代宗亲中最杰出的将领。黄初三年入朝后为上军大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假节钺。夏侯尚这个征南大将军，以前虽有从征、当参谋，但假节、都督南方诸军事，真正当主帅督徐晃也是曹丕称帝后的事，当时的军事资历和曹真相比，确实相差不少。
  尽管曹真假黄钺这“非人臣常器”，能戮节将（见《宋书．百官志上》），看似是主帅，不过从《伐吴诏》中“征南进运，以围江陵，多获舟船，斩首执俘，降者盈路，牛酒日至。”的一句，以及《文聘传》中的“与夏侯尚围江陵”一句来看，主帅是都督南方军事、与曹丕关系极为亲密的夏侯尚，因为若只写上一个名字的话，只能是写上主帅的名字。
  至于曹真的都督中外诸军事，不是一般人望文生义的都督中央与地方的意思，实际上是仅指京师中央军：中，谓中军；外，谓城（指洛阳城）外诸营兵，这情况直至东晋也是这样（注28）。也正因如此，所以曹真有一定程度上的自主权，《吴主传》记录“曹真分军据江陵中州”；曹真这上军大将军开府，以侍中辛毗行他的府属之军师（这也是《辛毗传》提及曹真之因，因为他不是行征南大将军的军师）。再辅以久征沙场的两个魏五子张郃与徐晃，其中徐晃还是曾与曹仁守过江陵的，以及久守江夏的文聘相助，或许再包括如前述分析的满宠，这一路是最多曹魏名将参与的。
  吴军方面，主将是吕蒙眼中的替任者、“临急胆定”的朱然镇江陵，以前从征多次，夷陵之战负责断刘备的后道，再加上江陵乃天下闻名坚城，曹仁能以此在无援军的情况下面对周瑜军死守一年；陆抗能以一副将守住羊祜军的攻势，而抽身破以西陵降晋的步阐。这就注定了魏军要破江陵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孙权下令救援江陵的潘璋、诸葛瑾、杨粲等人中，军事不是诸葛瑾其所长；杨粲只是个历史过客，连个附传也沒有，实力不明，所以救援大任就落在潘璋手中。潘璋其人不但嗜酒、粗猛，更立军市谋利，个人素质实在沒甚么好说，不过孙权需要人才便因功忘过，因为他打仗还是有一手的。合肥之战前主要功绩就是讨山贼，亮点不多，但合肥之战时张辽突袭，陈武阵亡，宋谦和徐盛败走，潘璋这时斩杀逃军使还战，情形有点像于禁于淯水之败斩已无军纪的青州军、后明辩是非先应付张绣追军，为曹操赏析。荊州之战和夷陵之战，其所部又成功生擒关羽和杀刘备护军冯习。在这之前主要体现出是一个猛将，在当时吴的老一代名将多亡的情况下算是较理想的人选。
  
  三海在城东北。江陵以水为险。孙吴时引诸湖及沮、漳水浸江陵以北地，以拒魏兵，号为北海。赤乌十三年，魏将王昶向江陵，引竹戆为桥，渡水来侵，朱绩因退入江陵。孙皓时，陆抗以江陵之北道路平易，敕江陵督张咸作大堰遏水，渐渍平土，以绝寇叛。凤凰元年，羊祜以西陵降附，自襄阳引兵向江陵，欲因所遏水以船运粮，扬声将破堰以通步军。抗闻之，使咸急破之。祜至当阳，闻堰败，乃改船以车运，大费功力。《读史方舆纪要．湖广四》
  再引同卷，荊州府（江陵）北至襄阳府为470里，清每量地尺为34.5厘米；三国每尺为24.2厘米，也就是三国时代约为670里。再根据历代名将、兵书的总结，军队的普通行军速度为每天三十里（注29），这代表二十天左右就能从襄阳直抵江陵。
  正如前述襄阳至江陵之间基本已成无人的真空地带，魏军历次战争中也很轻易直抵江陵城下，因此陆抗鉴于孙皓时吴的国力，引水造北海是对的，名将羊祜也花了不少时间才能渡湖，但魏是次围江陵，北海还沒出现，只有沮、漳水在江陵城北。浮桥就这样顺理成章的出现，也成为日后导致魏军退兵的主因之一。
  曹丕身在宛城“为其势援”，夏侯尚等连屯围江陵，孙权便于黄初三年十二月遣孙盛率万人立围坞于江陵中洲，以为犄角之势。江陵中洲，又名百里洲，顾名思义方圆百里，在江陵西南长江中。这岛能耕种，日后还能成为枝江县县治可见一斑（注30），确实可以作为久屯之地，对魏军的威胁不可谓不大。
  所以明年正月，曹真遣张郃进攻，破孙盛后张郃据州上围守，把朱然进一步孤立起来。孙权马上令在公安的诸葛瑾等人救援，他们与夏侯尚军对江相隔，诸葛瑾渡入江中渚（即江陵中洲），而分水军于江中。夏侯尚于晚上让部分士兵乘油船，将步骑万余人于下流潜渡，夜袭诸葛瑾诸军，夹江烧其舟船，水陆并攻成功击破之。公安的援军也被成功隔断。这战显示出诸葛瑾“性弘缓”，让他“推道理，任计画”倒是可以的，但战场讯息万变，他根本“无应卒倚伏之术”，所以迟迟也无法解围。
  
  另一方面，江夏太守文聘也成功断绝沔口（即夏口北岸）以东的吴军增援，“止石梵（当在今湖北天门东南，汉水北），自当一队，御贼有功”（《通典》卷183记作“吴军来攻，不克”）。参考建安十三年孙权讨黄祖的战例，《董袭传》云：“祖横两蒙冲挟守沔口，以栟闾大绁系石为碇，上有千人，以弩交射，飞矢雨下，军不得前。”汉水只需少量水军就可以担任阻隔的任务。
  孙权在二月老远从彭蠡水（今鄱阳湖一带）（注31）而千里迢迢“城江夏山”（即黄鹄山，今蛇山，与夏口对望），原因应该就是江陵形势告急，那应该会遣援军，何况孙权也断不可能容许魏军继续在自己的眼皮底下，屯于“己之心喉”（见《晋书．宣帝纪》）的夏口，所以《文聘传》这条记录当是事实。
  考《吴书》诸将沒有吴将成功突破文聘的防线，当然，孙权也可能认为在南郡附近的吴军已有力解围而不增军，但文聘应该至少打败了在他南面的吴江夏太守孙奂。孙奂于建安二十四年后就接替其兄孙皎的江夏太守一职，直至死后由其子孙承“代统兵，领郡”，可见他是一直任江夏太守一职。孙权于曹丕死后率五万围文聘于石阳，《孙奂传》也有提及其出兵助战一事；文聘杀至江夏境內的沔口孙奂也不反击，执行不抵抗政策吗？
  江陵形势告急，就算孙权不让他领部曲赶至江陵救援，助战也是不可能不发生的。因此孙权筑城于江夏山时不论是亲征还是遣将击文聘，是否此时才遣将往江陵增援，孙奂这江夏太守根本不可能沒战事，但其本传只字沒有提及黄初三、四年的事，故原因只有一个：战败，所以本传不写。
  
  另外，老将韩当在江陵之役时“保东南。在外为帅，厉将士同心固守，又敬望督司，奉遵法令”，为孙权所善。他的保东南按字面是解作江陵东南，但文聘军既止石梵、屯沔口，解围之援军未必只有沔口以东的吴军，也可能来自南郡附近的吴军，韩当也正正是有此可能。
  现在科技发达，还能用卫星作定位，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这两地皆不是江陵的东南方向，但直到清代，中国的地图还谈不上完全的精确，参照一下清人江士铎所绘的《水经图注》就会明白，古人在绘太长的河流时只能是随便的画，若河流本从东南方向流，慢慢转弯绕向东北方，古人也未必定能知道。
  夏水穿越云梦大泽后与汉水汇合，然后就是流向沔口，夏水正正是在江陵之东南；西汉时期在江陵东方也有扬（阳）水，此水正好向东流，也与汉水相通。虽然杜预日后才再次疏通扬水，扬水与汉水的汇合点就是扬口（今天门县以南），但至少三国时期，也已经有零星的流域。
  长江以南的公安是诸葛瑾的守卫区，所以在江陵东南的夏水、扬水，应该就是韩当所保之“东南”了。当然，这仅仅是停留在推测当中，因为还找不到更有力的证据证明韩当与文聘交战。
  
  回到主战场江陵，城中守兵很多都患了肿病，尚有战斗能力的只余下五千人。曹真等人筑起土山，开凿地道，建立楼橹逼近城墙，箭如雨下，将士们都惊恐失色，朱然晏然无惧意，激励士卒，趁敌军出现战术漏洞时攻破敌军两个军营。魏军围攻江陵有六个月的时间，还没有退军。江陵令姚泰率领军队守备北门，发现城外敌军众多，城中守兵少，谷物粮草将尽，趁机与敌军勾结，图谋作为内应。准备要发事的时候，奸计被发现，于是朱然按军法处斩了姚泰。孙资日后追述曹丕的评语：“江陵被围历月，权裁以千数百兵住东门，而其土地无崩解者。是有法禁，上下相奉持之明验也（注19）。”
  魏军退兵的转捩点发生在黄初四年三月，当时江水（即今天的长江）浅狭，夏侯尚分前部三万人作浮桥渡百里洲上，欲乘船将步骑入渚中安屯（正如前述百里洲能耕种，确可为久屯之地），结果魏军日渡不绝、南北往来，很多人多以为江陵必可拔。可惜吴军的潘璋鉴于魏军势盛，而江水又浅暂不交战，领军到魏军的上流五十里，因为他已看出胜负的关键：“伐苇数百万束，缚作大筏，欲顺流放火烧败浮桥”。
  正当上万魏军也许改姓孙之际，幸好魏军也有人看出这祸害，这人就是董昭了。他上疏曹丕说：“武皇帝智勇过人，用兵却很谨慎，从不敢像今天这样轻视敌人。打仗时进兵容易退兵难，这是最平常的道理。平原地带没有险阻，退兵都困难，即使要深入进军，还要考虑撤退的便利。军队前进与后退，不能只按自己的意图行事。如今在中洲驻扎军队，是最深入的进军；在江上架设浮桥往来，是最危险的事；只有一条道路可以通行，是狭隘的道路。
  这三者，都是军事行动的大忌，而我们却正在做。如果敌人集中力量攻击浮桥，我军稍有疏漏，中洲的精税部队将不再属于魏，而为吴所有。臣对这件事非常忧虑，寝食不安，而谋划此事的人却很坦然，毫不担忧，真令人困惑不解！加之江水水位正在上升，一旦暴涨，我军将如何防御？就算无法破敌，因应保全自己，为什么在这样危险的情况下，不感到恐惧呢？事将危矣，希望陛下认真考虑！”
  正如前述，曹丕至少还能看中出刘备于夷陵的问题所在，还不是军事白痴，醒悟后马上下诏令夏侯尚等人迅速退出百里洲。此时吴军已两面并进，魏军大队人马只从一条通道退却，挤在一起，一时很难退出，魏将石建、高迁仅得自免，最后勉强撤回北岸。
  潘璋本来已制好芦苇筏子，准备烧魏军的浮桥，恰巧夏侯尚率兵退回，未得实施，周瑜于赤壁的一幕无法让潘璋重演。十天过后，江水暴涨，曹丕便赞董昭预料得真准确。再加上此时又传来了大司马曹仁兵败濡须的消息，就以瘟疫为由，曹丕遂命令各军全线撤退。朱然在外无援，內有谋叛，地道、楼櫓猛攻，加上瘟疫，有战斗力的己军不满五千员的情况下，也能死守江陵达六个月之长，由此名震魏国。
  
  这战双方的总伤亡数字，史料交代得太少，很难像前两战那样分辩出谁是胜利的一方，假如沒有董昭，或许是魏败北告终，这就不能不说夏侯尚与一众身在江陵的魏军，运气比攻濡须的曹仁军好了。张郃破孙盛万人而杀敌的数字史书沒有记录，唯一可以参考的数字只有《魏书》所引曹丕的《丙午诏》：“左将军张郃等舳舻直渡，击其南渚，贼赴水溺死者数千人。”相对于前述的洞浦和濡须，这次倒靠谱很多，因为其后吴军攻屯于百里洲的魏军，魏军仅能从浮桥退兵，挤在一起，魏将石建、高迁仅得自免；张郃破孙盛于此孤岛，战败而来不及登船，一万吴军中溺死者数千（应该也包括了战败的吴军），比较接近事实。但反过来说，驻于百里洲的夏侯尚军损折人数也许也有数千。
  夏侯尚和文聘击破解围的吴军，到底杀伤了多少？不知道。正如围城的曹真和守城的朱然，各自的伤亡数字也是无法得知。卫觊当年认为关中诸将无争雄天下之志，只需加爵号、得其所志，宜为后图；不应遣张鲁今他们自忧而反。但这需时太长且內容较为空洞之议，不为曹操所纳，继续实行他的伐虢取虞之计（注32），关中之战就算是曹操胜了十万关中联军，但还是云死者万计。
  因为卫觊当初认为別出兵，所以本传就強调其负面结果，所以《贾诩传》所说的“后兴江陵之役，士卒多死”也是沒有太大的参考价值，因为贾诩不赞成曹丕出兵。至于蒋钦之子蒋壹到底是在百里洲、夏侯尚绝诸葛瑾、还是曹真围江陵期间战死，史料不详故无法确定。
  
  至于退兵之因，魏廷当年公报的官方答案是这样写的：“又为地道攻城，城中外雀鼠不得出入，此几上肉耳！而贼中疠气疾病，夹江涂地，恐相染污。昔周武伐殷，旋师孟津，汉祖征隗嚣，还军高平，皆知天时而度贼情也。且成汤解三面之网，天下归仁。今开江陵之围，以缓成死之禽。且休力役，罢省繇戍，畜养士民，咸使安息。”因为曹丕心肠好所以才放你一马......废话连篇，不是曹丕不想取江陵，只是取不了。
  是否如《夏侯尚传》所讲的“会大疫”呢？合肥之战也是有大疫，但吴军退兵主因在《张辽传》已交代得很清楚，被张辽的冲阵弄至“吴人夺气”，士气低迷、破城无望才被迫放了曹操大军远在汉中无法救援这夺合肥的大好良机。瘟疫确实会造成士兵战斗力下降，但也是双向的，魏军有此问题，吴军一样会有，病毒是无差別的侵袭人体。这又不是像以后英法百年战争中的黑死病这么厉害，可以迫使交战双方被迫停战，曹操更把赤壁之败说成：“赤壁之役，值有疾病，孤烧船自退，横使周瑜虚获此名。”所以瘟疫不是退兵主因。
  也许有人会认为曹丕不想承受魏军因瘟疫而有较多的阵亡人数才退兵，但我也可以抬杠说曹丕愿意忍受这结果也要围城直至城破，不愿放弃辛辛苦苦才造成的陷百里洲、隔夏口这样的有利条件，反正根本沒有史料表达出曹丕当时心中想甚么。研究历史切忌把自己代入成主人翁，我们所想的未必是当时主人翁心中所想！
  潘璋的火攻也不会是最终的主因，因为还沒有实行过，魏军的主力仍在，还有交战的能力。江水其后暴涨，也不是冲毀了魏军驻营。当时江陵不像襄樊之战时下暴雨，于禁之事重演的机率不太大。在江陵战场沒有粮草补给困难的史料，主力仍在，魏军是有条件继续围城的。
  其实主因就是朱然才让围城的曹真无计可施，有造反者也让朱然发现。再加上主力被击退导致其他各路退兵，这样的例子有：诸葛亮第五次北伐邀得孙权起兵响应，但曹睿救合肥新城，加上满宠的杰出表现让孙权退兵，结果向广陵的孙韶、攻襄阳的陆逊一同退兵；《建康实录》压根沒有提及江陵之战，只有濡须之战；以及江陵初定，经济、人力等等因素还是以三吴地区为主，所以曹仁军这打算直插三吴的利剑才是魏军的主攻部队，历代北灭南的都是以从历阳至采石为主（注29），故曹仁战败曹丕也只好下令夏侯尚、曹真等退兵。
  
  三路伐吴最终以无功而返告终。曹植日后在《与司马仲达书》（见《艺文类聚》卷59）中总结了吴国充分发挥江淮、江汉间不利于魏国骑兵的地理优势：“以洲渚为营垒，以江淮为城堑。”
  
  25．中国科学院《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长江》一节
  26．曹、孙之霸，才均智敌，江、淮之间，不居各数百里。魏舍合肥，退保新城，江陵移民南涘，濡须之戍，家停羡溪。及表陵之屯，民夷散杂，晋宣王以为宜从江南以北岸，曹爽不许，果亡柤中，此皆前代之殷鉴也。何者？斥候之郊，非畜牧之地，非耕桑之邑。故坚壁清野，以俟其来，整甲缮兵，以乘其敝。《宋书．何承天传》
  27．权不听，遣孙瑜率水军住夏口。备不听军过，谓瑜曰：“汝欲取蜀，吾当被发入山，不失信于天下也。”使关羽屯江陵，张飞屯秭归，诸葛亮据南郡，备自住孱陵。《先主传》注引《献帝春秋》
  胡三省云：“南郡，本治江陵，吴得荊州，置南郡于江南；晋平吴，以江陵为南郡，以江南之南郡为南平郡。亮所据盖江南之南郡也。”《资治通鉴．卷67．汉孝献帝建安二十年》
  28．祝总斌《都督中外诸军事及其性质、作用》
  29．兵轻行五十里，重行三十里。《汉书．陈汤传》
  三十里为一舍，倍道兼行，一日再舍。《武经总要》卷5
  古人师行日三十里......可偶用之于二三百里之近，不然百里而趋利者蹶上将，固兵家所忌也。《日知录．卷29．军行迟速》
  30．县旧治沮中，后移出百里洲，西去郡一百六十里，县左右有数十洲，槃布江中，其百里洲最为大也。中有桑田甘果，映江依洲。《水经注．江水二》引盛弘之《荊州记》
  31．孙权黄武元年于彭蠡水。《三国志集解．吴主传》注引《鼎录》
  32．《资治通鉴．卷66．汉孝献帝建安十六年》胡三省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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哦, 原来这样。若要实行隆中对, 当然要夺回荊州。但一旦有更大的利害关系下, 刘备这个政治家会考虑一下, 因刘备也不像演义那样因结义之情非伐不可。
  后一句好像误笔, 是替孙权解围。Orz